人物典型形象分析

世界賦予了小說以人物，小說賦予了人物以形象。優秀的小說作品總是擅于塑造形象的。它們刻畫人物，抽絲剝繭，剝離出其抽象性的那一部分，使之更具概括性和典型性。它們通過描寫人物動作來豐滿形象，通過營構關系來揭示因緣，從而寫出命運感，使之深刻。它們塑造典型形象，并借助它們的生命隱秘地思考現世的存在，揭露社會，反映生活。冉阿讓正是這樣一個“媒介”。

(資料圖片)

冉阿讓是一位具有濃厚浪漫主義色彩和悲劇色彩的人物，他出自法國浪漫主義詩人、散文家、劇作家、小說家維克多·雨果的代表作《悲慘世界》。文中以冉阿讓的的傳奇式命運為主線，通過縱橫交錯的寫作手法，將整個小說放在了法國大革命后資本主義制度的大背景下，描繪出了當時法國人民的真實的悲慘的生活。

冉阿讓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他為了讓饑寒交迫的家人活下去，鋌而走險偷取面包，卻換來了長達19年的牢獄生涯。長久的牢獄生活使他變得憤世嫉俗，而曾為囚犯的身份更讓他出獄后飽受是人的冷眼與排斥，現實一步步打碎了他重新做人的美夢，他開始變成真正的“壞人”，以大欺小，搶劫兒童。正當他墮落之際，一位寬厚仁慈的主教改變了他的命運，他不計前嫌地收容他，又在他恩將仇報時給予了他更多的關懷與幫助，這使他感到了久違的溫暖，他幡然醒悟，決定隱姓埋名，遠走異鄉，重新生活……

在海濱城市蒙特勒伊，冉阿讓化名馬德蘭，擁有了嶄新的“第二人生”——他通過自己的善行與努力被推舉為市長，又興建工廠，使自己成為了當地首富的同時還解決了當地的就業問題。昔日的罪犯一去不返，搖身一變成為了遠近皆知的好人，他為了回報主教的恩情，廣施錢財，改善醫院設施、興辦學校、蓋了法國第一家養老院，他甚至收容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女罪犯”，為她洗脫罪名，救治傷病，尋找女兒，在她死后還親自撫養起了他的女兒，將她視如己出……正當過去的陰霾消弭殆盡之際，新的陰影又又開始窮追不舍——巡查官沙威——一個資本主義法律的走狗發現了一切，決心將他送回牢籠。為了保護和他相貌相似的替罪羊，他主動自首；為了保護他的女兒，他一次次逃亡。長達20年的流亡生活，沙威始終如影隨形，他像一個執著的幽靈，一個前世的夢魘，隨時威脅著冉阿讓“父女”的人生，揮之不去。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冉阿讓也堅決地堅守著自己的良心，他似一個綿綿不絕的光源普照著周圍的人世，他甚至挽救了沙威的性命，卻沒能攔住他的死。一場持久的追擊終于結束，他將女兒托付給她心愛的人，選擇回歸曾經的名姓，直至終老。

冉阿讓這看似顛沛傳奇的命運充分驗證了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所提到的可然律與必然律（可然律即可能性，指事物包含的種種發展趨勢，在一定的內外條件下，其中的一種可能轉變為事實；必然律即必然性，指客觀事物不可避免的現實發展趨勢）。而若要研究哪些是可然的部分，哪些又是必然的部分，則免不了要分析其中的因果關系，即不斷地問為什么？在小說的開頭顯示出這是主人公冉阿讓彌留之際寫給自己女兒的一封信，為什么要寫信呢？因為他想證明自己是一個好人。為什么需要證明呢？因為他曾經是一個罪犯。為什么要犯罪呢？因為家人需要食物。為什么沒有食物呢？因為沒有工作。為什么沒有工作呢？因為很難找到。為什么……？為什么？歸根結底都要歸因于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合理之處。《悲慘世界》的序言為我們解答了這一點：“只要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并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某些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的意義來說，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由此看來，在看似由冉阿讓自由支配的行為背后其實掩藏著一股不可逆轉的操縱力，它屬于冉阿讓的意志，同時也屬于命運的意志。雨果正是用這樣的強制力來使人物形象體現出無力感，從而顯示出整部作品濃郁的悲劇氣氛，為我們展現出真實的悲慘世界。

由此看來，冉阿讓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稱職的“典型形象”。那么作者是如何塑造他的呢？

一、行動顯性格，使其具有人格精神

毫無疑問，冉阿讓是一個好人，至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只是諾亞方舟載不動那許多的良心，因此有良心也成為了一種美德，最難能可貴的那一種。

他善良，仁慈，博愛，富于人道主義精神。他經歷過短暫的迷失，最終得以被溫暖感化，他用溫柔地對待冰冷的世界，用仁慈寬恕自己的敵人，用博愛分享自己的財富，用關懷溫暖絕望的心靈。他沖進熊熊烈焰挽救了兩個小孩的性命，在有可能會招來嫌疑的情況下依舊踩進泥坑頂起馬車救出不喜歡自己的法謝門勒，明知將重回監獄依舊出面自首解救無辜嫌犯，跳下汪洋大海救起失足落水的水手，在對沙威執行槍決時悄悄放跑了這個糾纏了自己20年的噩夢，在“搶走”自己心愛的女兒的馬呂斯身受重傷時不顧一切的救治他……他的功績足以讓自己享有十幾枚軍功章，而他的初衷都僅僅是因為“無法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死去”。“評價一個人依靠的是目的和沖動，是未成事實的意向。”盡管冉阿讓的盜竊入獄看似自作自受，然而他的動機是“看夠了姐姐的孩子們飽受饑餓之苦”，并非是貪圖享樂，他“心里已經不管是不是有人已經看到我了”，“不管怎么樣都要為孩子們帶一些食物回去”。只有被逼到絕路的人和有堅定信仰的人才能完全拋卻個人的安危鋌而走險，冉阿讓顯然是前者。早在他冒著被法律制裁和給自己的人生留下污點的`代價，只是奢望在這場博弈中能夠僥幸獲得些許的食物，“卻無法把它帶回家給他們”時，悲劇已經悄然開始。

他信守承諾。為了履行與方汀的承諾，讓他們母女團圓，冉阿讓一再給惡人匯款，以至于惹火燒身遭受綁架之災。他一邊與惡人斡旋，一邊安慰方汀，支撐住她奄奄一息的生命。直至方汀死去，他依舊逃獄出來搜救她的女兒，并終其一生地呵護著她，感受奇妙的溫情。他的承諾，擲地有聲。

他強壯、勇敢、機智。盡管冉阿讓以弱者的形象出場，然而事實證明他不僅不是弱者，更是一個有能力的強者。他比一般人都要強壯有力，身手也更為矯健，無論在商場還是戰場上，他似乎永遠是勝利的那一方。面對兇殘的綁匪，他也能臨危不亂，用智謀為自己爭取寶貴的時間。換做是其他人，帶著一個小女孩逃亡20年還能躲避各種危機，實在是難以想象的。

二、把人物寫活，使其具有人性史意義

在整部作品中，冉阿讓的形象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他的一生道路坎坷，幾乎具有了各種非凡的活力，是一個浪漫主義色彩濃厚的傳奇性的主人公，他的精神歷程也像史詩一樣可歌可泣。首先是主教的感化使其在心態和靈魂上都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他被美好所凈化，最終自己也歸于美好，隨著人物經歷地不斷豐富，他的靈魂也升華到更高的層次，他更像是一個“神”，擁有一切美好與光明的成分，由人修煉而成，又反過來庇護著人。從前那個不計代價、不顧后果的饑餓男孩漸漸被思維清晰、深謀遠慮的“父親”所取代，隨著不同階段的遭遇不同，思想和認識也隨之不斷完善。

此外，冉阿讓的形象之所以像神而不是神，是因為他還有人類所特有的我們稱之為人性的狹隘的那一部分。這也使得冉阿讓的浪漫主義色彩得以恰當的削弱，使他雖抽象，卻具體；雖概括，卻個性，保證了其典型形象的復雜性。冉阿讓愛自己的女兒勝于一切，他的信是那樣慈愛，令人動容，然而當女兒的心上人出現時，冉阿讓表現出了極大地抗拒性。“我的心都碎了。……我害怕因為這個年輕人而讓我失去我的女兒。因為我害怕會失去我僅有的快樂。”他承認，他嫉妒，嫉妒的沒有理由，嫉妒的無可救藥。他利用搬家來拆散他們，甚至有一瞬間希望那個男孩能在動亂中死去。然而當他真的快要死在自己的面前，他又選擇了讓他活過來。雖然這并不容易，但是他還是選擇了退出，退出他們的家，退出這本不屬于他的親情。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有血有肉，人有感情，人會受傷，會死，會孤獨。人有理性，也有感性；人有良心，也有私欲，所以才會掙扎。唐僧那樣的完美主義不是人性，連一只螞蟻都不忍踩死也不是人道主義。冉阿讓以其深厚寬容的愛征服了一個多世紀的讀者，就在于他的真實可信。在人的維度內概括出最活生生的典型，這就是雨果通過冉阿讓告訴我們的。

三、高度概括，使其具有象征意義和普遍性

誠然，冉阿讓是一個傳奇人物。然而無論是從出身、經歷、品德、習性各方面來說，他都是一個勞動者。他體現了勞動人民各種優秀的品質，他是被壓迫、被損害、被侮辱的勞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經歷與命運，都具有一種崇高的悲愴性，這種有社會代表意義的悲愴性，使得《悲慘世界》成為勞苦大眾在黑暗社會里掙扎與奮斗的悲愴的史詩。

作者利用冉阿讓和沙威的特殊身份，扭轉了人們關于正、邪的思維定式，他將法律和良心擺在了天平的兩端，再借冉阿讓之口呼告出“最高的法律是良心”，深刻的反思了當下法律與良心相悖的社會命題。冉阿讓和沙威長達20年的艱難逐鹿，正象征了人類與邪惡之間不懈的斗爭，而斗爭的結果定將如人所愿，因為人類本性是純潔善良的，只是要堅守必要經過苦難的歷程。冉阿讓的一生正是堅守的一生，他悲壯的“勝利”既批判了那個社會“把人間變為地獄”的罪惡，又寄托了人們希望社會充滿愛的美好愿望。

正如典型人物必須放置在特定的典型環境之下才能顯示出其意義，典型人物在展開行動時也能為渲染典型環境服務。小說利用冉阿讓的所見所聞將法國近半個世紀歷史過程中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都一一展現了出來，對當時法國社會的很多細節也都有所提及，比如1832年的巴黎動亂、外省偏僻的小城，濱海的新興工業城鎮，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監獄，巴黎悲慘的貧民窟，陰暗的修道院……無不為我們展現出了真實的法國。

冉阿讓,一個“悲慘世界”的呈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