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風險敞口，動態評估法律風險的條件、路徑、程度和破解之計。二是通過與海外風險管理、律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的合作，提升合規能力與合規意識，探討應對法律風險之策，構建防范化解國際性法律風險的預警系統和應急機制。三是加快風險管理人才隊伍建設。商業銀行基于專業信息提供的金融服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行員的知識、技能與經驗。我國商業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缺少具有國際化經營經驗、通曉國際金融市場業務的行員，更缺少熟知所在地法律知識和把握法律風險的行員。由此，一方面應通過各種路徑和方式，加快培養既精通金融業務又熟悉所在地法律、稅務及監管制度的復合型國際化人才隊伍；另一方面，應努力在海外分支機構所在地招聘通曉金融、法律、財務等復合運作的人才，形成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能夠獨立作戰的專業化團隊。四是加強與海外分支機構所在地的金融監管部門溝通，了解金融監管的要求和動向，及時彌補風險管理系統的不足，防范風險于未然。

　　對商業銀行觸犯法律的業務行為懲處力度不足，是引致一些商業銀行法律風險意識不強的一個重要原因。發達經濟體法律體系相對較為成熟，對觸犯法律的行為處置較為嚴厲，其商業銀行普遍具有較強的法律意識。我國的法治建設尚在進一步完善過程中，銀行業領域中的監管執法存在處罰力度偏低、處罰法人機構較少、處罰意識不夠、執法尺度不統一、處罰透明度不高等問題，商業銀行違法行為成本較低。尤其是，很多商業銀行受到各級地方政府的諸多政策支持，又有著政府的隱性“擔保”，監管部門對它們觸犯法律行為的處罰傾向于避重就輕，由此引致它們在“出海”時缺乏足夠的法律風險意識和應對能力。金融監管部門應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對國際性商業銀行的執法經驗，努力提升金融監管水平。一方面，應持續完善銀行業監管法律制度體系，擴大法律義務和法律責任對商業銀行業務的覆蓋面，對違反公司治理、侵害客戶權益等違法行為依法予以處罰；對股東的違法違規行為，通過穿透式監管，從入股資金的源頭進行查處；對各類關聯交易依法依規展開過程監管，以此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與金融安全。另一方面，要強化對商業銀行觸犯法律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提高違法成本，增強監管威懾力。